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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的重大戰略，其中，金融業的發展至關重要。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的發展既有堅實的基礎，又有豐富的可借鑒的國際經驗，同時科技創新也拓展了金融業融合發展的可能性邊界，然而其面臨的巨大挑戰也不容忽視。未來，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的發展需要依靠制度先行、科技助力、開拓創新走出金融發展新路。

當前，我國經濟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望成為重要的戰略支點。大灣區建設，需要疏通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其中金融業的互聯互通非常關鍵。粵港澳三地法律體系不同，貨幣不同，利率、匯率形成機制不同，但又是在國家統一主權下順應歷史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潮流而融合發展，既有挑戰，又有機遇。科技的發展，為大灣區的融合發展拓展了新的可能性邊界。國外，歐盟關于金融機構跨境服務的新法案，以及英國退歐過程中在處理北愛爾蘭邊界問題時提出了很多創新性的方案。在立足本地實際基礎上，通過借鑒國際經驗，積極穩妥實踐，有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融合發展走出新路。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融合發展既是必須也有基礎

粵港澳灣區建設是共識的凝聚，是國家重大戰略。早在2008年，國家就明確鼓勵粵港澳三地共同編制區域合作規劃。2009年到2016年，粵港澳三地政府陸續提出“灣區發展計劃”和“灣區經濟”的概念，共識逐漸形成。201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之際，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見證下，粵港澳三地行政首腦和國家發改委主任共同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2018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東考察時強調，要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廣東改革開放的大機遇、大文章，抓緊抓實辦好。

世界級灣區蓄勢待發。粵港澳大灣區是全球性的經濟中心。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人口達6957萬，本地生產總值（GDP）突破10萬億元，是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占全國經濟總量的12.17%。隨著經濟融合的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成為與美國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日本東京灣區并駕齊驅的全球四大灣區之一。

粵港澳大灣區金融業融合發展既是必須也有基礎。金融業融合發展，是大灣區建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肩負著打通三地經濟血脈、為大灣區長期發展提供持續穩定資金支持的重任。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業發展程度已經較高。大灣區中既有香港這樣的世界金融中心，也有深圳這樣發展勢頭強勁的金融市場，總體實力不容小覷。全球金融中心指數2017年第22期榜單顯示，香港重新躋身全球金融中心三強，與排名第二的紐約之間僅有微弱的12分差距；深圳位列第20位，較上一期排名有所上升。同時，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了金融業融合發展的良好基礎。港澳在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進程中充當了門戶地位。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跨境人民幣結算、滬深港通等多項創新性業務都是從港澳開始起步的，香港也一直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在《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實施和廣東自貿區建設的紅利下，粵港澳大灣區已搭建起金融業融合發展的初步框架，在跨境人民幣業務、投融資便利化以及服務貿易自由化相配套的金融創新、金融風險防控體系等多方面先行先試，為下一步粵港澳地區金融業繼續深化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進一步推動金融改革開放也面臨巨大挑戰

目前國際上主要的大灣區，都是處在同一關稅區，采用統一的法律制度，擁有統一的金融體系和單一的貨幣。而粵港澳灣區的建設，要跨越三個擁有單獨立法權的行政地區，通用三種貨幣，采用不同的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管理制度，確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第一，從金融體系的法律基礎和治理框架看，英美法系下金融監管的“實事求是”和大陸法系下金融監管的“鞭打快牛”形成鮮明對比。香港和澳門受英美法系判例法的影響較深，成文法律較少，設計人性化，應用相對靈活。金融體系中不同的市場參與者并不具體分類，持牌法團和注冊機構可通過申請不同的牌照來參與競爭，而且這些牌照通常是按業務大類劃分，而不是按具體的金融工具劃分。內地淵源于大陸法系，遵循法律的明確規定，在經營模式和金融監管上明確分為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和各自對應的監管機構。而且，金融機構不但要分業申請機構牌照，具體到開展業務時，常常還需要就從事的具體業務申請批準或者備案。例如，在境內外匯市場上，交易商幾乎要就不同的交易品種申請不同的牌照。在這一背景下，目前大陸和港澳地區的金融合作，主要是采取“管道式”的聯通，比如QFII、QDII和滬深港通等，下一步要進一步融合發展，這種方式就會遭遇瓶頸，需要更加膽大心細的創新和突破。

第二，從跨境金融交易的價格和數量看，三種不同貨幣、三種匯率體制、三種資本流動管理方式導致灣區內的金融交易不能出清，出現“兩個價格”。人民幣采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近年來匯率彈性不斷提升，但是相對于世界主要貨幣而言靈活程度仍然不夠。港幣采取盯住美元的聯系匯率制度，澳門元又盯住港幣，這實際上就導致人民幣兌港幣和澳門元的匯率靈活性不足，不能充分反映市場供求。同時，內地的資本項目沒有完全開放，經常項目雖然開放程度高，但是也需要遵循實需原則，企業要為結售匯和收付匯提供充分的單據和數據作為證明，這種情況下內地和港澳之間的資金難以便利地相互調劑。資本流動受限、匯率形成機制彈性不足的結果之一，就是出現兩種人民幣匯率——在岸人民幣（CNY）和離岸人民幣（CNH），兩種人民幣利率。最近的例子就是人民銀行在香港發行200億元央票，3個月期中標利率為3.79%，1年期為4.2%；目前同期境內1年期國債的利率是2.725%，即使考慮到央行的信用不如財政部，這個境內外利差也的確很大。

第三，外匯管理的持續改革和人民幣跨境使用為縮小內地和香港匯差和利差做出了貢獻，但仍然任重道遠。自2009年實施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快速推進打破了原有本外幣分立運行的局面，在跨境交易中本外幣開始相互替代、相互影響，呈現出良性運行局面。人民幣跨境使用范圍和規模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外匯管理改革也不斷深入向前推進，香港和大陸市場的資金流動更趨便利，金融機構和企業的資金跨境配置增加，使得CNY和CNH匯差大幅壓縮。在短端，一度超過100%的人民幣離岸拆借利率（CNH HIBOR）隔夜利率2018年以來一直處于低位。此外，雖然近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但是人民幣遠期匯率隱含的貶值預期并不高，1年期美元人民幣（USDCNH）可交割遠期（DF）匯率較即期僅貶值1%左右，大幅低于2016年年底、 2017年年初隱含5%以上的貶值預期。在取得進步的同時，市場關注的重點，仍然是中國內地和香港的人民幣匯率和利率之間的差異，金融交易便利性仍須提升，實現真正的融合仍然任重道遠。

粵港澳金融業融合發展有著豐富的可供借鑒的國際經驗

在彌合金融法律和金融體系差異方面，歐盟的“單一通行證”制度值得借鑒。《歐洲金融工具市場指令》（MIFID）是歐盟金融服務法案的核心部分,以此指令形成了歐盟金融服務的“單一通行證”。在獲得MIFID認證后，任何一個成員國的合法金融機構都可以在全歐盟范圍內與其他成員國從事跨境金融產品的買賣活動。2018年，歐盟進一步推出《歐洲金融工具市場指令2》（MIFID Ⅱ）。新指令有三個最重要的特點：一是優化內部交易系統；二是最佳執行方案；三是加強對投資者的保護，強調增強市場透明度、出臺更符合慣例的客戶分類規則。MIFID Ⅱ成為歐盟建立單一、深入和有效的金融服務市場的基石，將在金融交易咨詢、信息技術配套、系統程序整合, 甚至聯合融資等領域創造出大量的商業機會。

內地與港澳簽訂CEPA以來，特別是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先試先行以來，港澳金融機構進入深圳金融市場的準入限制逐漸放寬，例如對資產規模、經營年限、資本金、持股比例等。但是出于金融審慎的考慮，對港澳金融機構在內地設立分支機構、開展業務仍存在一定的準入門檻和限制，限制了內地企業和個人獲取香港優質金融服務的范圍，增加了港澳金融機構在深開展業務的成本，也對粵港澳充分發揮金融優勢，實現金融深度融合，建設國際一流的、融合發展的國際金融中心產生了一定的限制。

在通過聯合監管推動金融業融合和資本自由流動方面，英國關于退歐后與歐盟開展金融合作的設想值得借鑒。英國的金融業與歐盟高度互聯互通、深度融合。英國退歐后，提出一個與歐盟在金融方面深化合作的框架，其內容包括：一是雙方按照共同的原則，管理跨境金融服務，避免對跨境金融活動的監管出現不一致，維持監管的兼容性、支持合作、防止監管套利；二是開展廣泛的監管對話和監管合作，一方對另一方金融政策的變化能夠發表意見，防止雙方金融監管標準的偏離；三是確保雙方的監管合作流程透明、穩健、可預期，廣泛利用第三方業界專家對監管標準的一致性進行評估。通過這一方法，英國旨在確保英歐之間的跨境金融服務繼續發展，保持英國金融業特別是倫敦金融中心在全球的重要地位。這為粵港澳金融業在不同法律基礎和制度下實現融合發展提供了有益思路。

科技創新拓展了大灣區金融業融合發展的可能性邊界

粵港澳灣區金融業融合發展，是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其中制度的對接、監管的協調、市場的聯通、機構的互設、產品的互認均需要時間和資源來進行具體的設計。在此過程中，科技的運用能夠拓展協作的可能性邊界，推動更有效、更平穩的融合發展。

在貨物流互通方面，“物聯網+全程供應鏈運營平臺”提供了新的關境管理方法。例如，英國和歐盟在商討英國退歐后的北愛爾蘭邊界解決方案時，提出了“電子邊界”或者“智能邊界”的解決思路，運用車輛牌照自動識別和強化駕照管理、條形碼自動識別和手機應用程序（APP）等科技方法，設立“可信賴貿易主體和可信賴旅行者計劃”，先放行后申報，延后支付關稅，離岸清關，降低邊界的摩擦程度，支持更快的、更安全的人員和貨物跨境流動，甚至可以實現無紙化和無須停留的通關檢查。這一方法，將來也可以在粵港澳灣區的三個不同關稅區內進行運用。

在資金流和信息流方面，區塊鏈技術提供了高效、可信的解決方案。在當代金融體系中，銀行是“中心化”的典型代表，銀行除了要代表客戶進行財富管理之外，更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和物力建立客戶數據庫，并且保持數據系統的經常更新與日常維護，運維成本居高不下。借助區塊鏈的“去中心化”特點，通過分布式記賬與集體性數據維護，銀行業的運維成本將會大幅度降低。2018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和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聯合中國銀行、建設銀行、招商銀行、平安銀行、渣打銀行及比亞迪公司共同打造的“粵港澳大灣區貿易金融區塊鏈平臺”成功試運行，率先實現應收賬款貿易融資場景的應用。與以往需要向銀行提供很多紙質材料及等待漫長審查周期相比，其操作時長最多只需20分鐘左右，與傳統金融相比效率有極大提升。下一步，區塊鏈平臺將吸引更多商業銀行進駐，另外，隨著大量實體企業的加入，將會有更多層級的產品供應商獲得融資與業務拓展的支持；不僅如此，除了供應鏈金融領域的應收賬款貿易融資，平臺業務也會納入企業結售匯業務及跨境交易服務等，更重要的是，平臺還會接入海關、稅務、中證登等方面的數據。銀行機構作為授信方，將在占有充分與真實信息的基礎上，為中小微企業及時便捷地提供金融產品服務。

在人流、物流和資金流融合方面，粵港澳灣區同城化一小時生活圈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而第三方支付的跨境聯通又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融合。隨著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粵港澳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已經正式成型。人臉識別、指紋識別、近場感應等技術的運用，又讓跨境通關更加便利。最近，騰訊和中國銀聯合作，成功實現了為香港用戶提供內地移動支付服務。而在此之前，微信、支付寶、銀聯卡都實現了在香港、澳門的無縫連接使用。這些新技術的運用，大大提升了粵港澳灣區的一體化程度，在資金便捷跨境的同時，也能實時收集數據進行監測分析、防控風險，為灣區金融業融合提供了一條新路。

制度先行、科技助力、開拓創新走出粵港澳灣區金融發展新路

第一，建議借鑒歐盟的金融市場法律框架，推行單一金融市場通行原則，授予粵港澳灣區內合格金融機構“單一通行證”。獲準“單一通行證”的合格金融機構，可自由在粵港澳灣區內開展業務。港澳金融機構若有意來粵港澳灣區的內地地區開展業務，只須首先報備港澳金融監管部門，港澳金融監管部門隨后通知廣東和深圳金融監管部門，即可來灣區的內地地區開展業務，無須內地金融監管部門再進行準入審批，也無須在內地單獨設立子公司。待經驗積累充分、條件成熟后，該項政策橫向可從粵港澳大灣區推廣至全國，縱向可從合格金融機構推廣至所有金融機構。未來如果粵港澳灣區內三地金融監管標準互認和趨同后，還可將單一市場通行原則從金融機構推廣至發行上市的金融產品，只要發行人所在地區監管機構批準發行上市說明書（如招股說明書），該發行上市說明書可用于該金融產品在對方地區發行上市。

第二，建議借鑒英國經驗，按照監管沙盒的理念，建立粵港澳金融監管試驗區，設立聯合協調機構，在廣東、香港、澳門三地金融監管部門開展廣泛的監管對話與合作，推動對灣區內跨境金融服務的監管標準趨同，按照共同的原則對跨境金融服務進行監管，促進跨境金融服務的發展，避免監管套利。同時，在灣區內大膽探索金融體制和政策的重大改革，例如實行資本項目完全可兌換、港幣和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推動灣區內資本市場開放和資金的自由流動，探索港幣與人民幣聯系的匯率制度安排等，為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的金融改革和融合大膽先試先行、探索經驗。

第三，大力推廣運用物聯網、區塊鏈、跨境第三方支付等科技手段，在關境管理、信息流和資金流互聯互通方面大膽開拓創新，全面實現事前負面清單準入+事后管理的金融機構和業務“單一通行證”制度，進一步發展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推動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暢通融合，為建設國際一流的大灣區提供源源不斷的金融支持。